镜报：中国实体经济需跨三道「生死符」

 

 

为2017年中国经济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振实体经济」正式入列四大工作重点。2017年，弱企稳的中国经济仍将遭遇内外双重逆风，而进入「十九大时区」的中国，确保经济平稳增长实乃「政治硬任务」，用实体经济定盘「稳增长」已成题中之义。

「脱实向虚」频敲危险警钟

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体经济可谓居功至伟。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警讯频传。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该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比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

另有数据显示，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货币供应量M1与M2增速的剪刀差持续扩大，反映货币并未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铁锈地带--东北三省昔日曾是中国重工业重地，而今却成为国内各省区经济增速垫底省份，今昔落差之大深刻昭示中国制造业乃至肢体经济面临的现实困境。

过去几年，受落后产能过剩、人力成本高企、税负过重、金融和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造成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势头愈演愈烈，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和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

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实体经济回报率逐年走低，到2015年底已经降至5%以下，低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表示，相比金融业利润的暴涨，实体经济收益在下滑，「去年50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形成了4万多亿的GDP，用不变价格计算，大概80年代时1.3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投入可以产生1元钱的GDP，现在大概是13元钱，10倍。劳动生产率在下降，投资的效率也在下降，所以实体经济回报率非常有限，也在下降。」

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近日也直言，中国金融已经不是脱实向虚，而是脱实成虚，这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伤害，需要格外注意。

在金融业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制造业的GDP占比却在快速下滑。由於实体经济回报率有限，资金在金融体系里空转，不愿投入到实体经济，造成实体经济成本上升。

2015年，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美国35家居次席，而中国内地无一入围。

在资金「脱实向虚」大背景下，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更热衷争建各种名目的「金融中心」，从而进一步导致制造业雪上加霜，甚至形成全域性问题。

经济学家马光远早在2012年前就提醒过，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新「四化」现象：资源垄断化、产业空心化、投资虚拟化和经济沙漠化。这四化可谓中国经济目前最真实的写照，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其财富的性质和源泉主要靠垄断、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这样的赚钱模式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最终会因为实业的萎缩而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成一个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

「提振实体经济」是中国「稳增长」的重中之重，但「死亡税率」、泡沫经济炸弹、民间投资乏力，是横亘在实体经济之前的三道「生死符」，逾越经年仍未功成。中国唯有封堵制度性缺口，打破泡沫经济虚假繁荣局面，高挂改革牌匾，重振实体经济雄风，顺利搭上经济转型快车，驶离「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地带。

生死符之一：

「死亡税率」逼走中国制造业

 

2016年底，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炮轰「中国税收全球最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40%的所得税，再结合各项生产成本计算，相较於在中国生产，在美国生产总利润会多出10%，国内制造的成本上升成为其考虑「跑路」美国的原因。

无独有偶，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也於近日发布公告称，正在评估美国地区潜在的投资机会。

企业家宗庆后也吐槽中国畸高税率认为，中国实体经济税费较高，导致企业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如果政府没有钱，出台政策就向企业收税，如果企业被榨乾死掉了，还能向谁收呢？

2016年上半年，率课题组对民营企业家税费负担进行调研的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表示，目前30%-40%宏观税负对企业来说过高，甚至可以称作「死亡税率」。因为中国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会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该课题组调研初步结果显示，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

李炜光说，民营企业税负占比一直在上升，2015年达到51.43%。2014年和2015年，中国的「总税率」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不仅高於发达国家也远高於同类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全球企业总税率排行榜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位居第12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样来自学界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也认为，中国自身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到36%，2015宏观税负率近达37%。

今年中国政府实行营改增，但有分析指，实际减税效果似乎并不大，营改增过程中企业不断反应实际负担在上升，经济下滑情况下，很多地方的加税冲动不断。

据波士顿谘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对于缺乏核心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业而言，最大的竞争力可谓是成本优势，如果丧失了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几乎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如何提振制造业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李炜光看来，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表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

畸高税率其实正是中国实体经济低迷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利润下滑，税率畸高的情况下，一部分中小企业只能选择远离实体经济。李炜光警告，「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如不下决心解决企业的税负负担问题，更困难的局面恐怕还在后面。

生死符之二：

泡沫经济抽血实业

 

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抽血，在近年来愈发突出，特别是楼市泡沫和互联网金融泡沫正埋下危险炸弹，实体产业与金融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加剧资本「脱实向虚」倾向。

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3.5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4.3%，前11个月的数据超过了2013年全年13亿平米的最高纪录；前11个月销售额达到10.25万亿元，增长37.5%。这是中国房地产历史上年销售额首次突破了10万亿大关。

根据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报告，中国35个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估值过高的风险，深圳、厦门、上海、北京等尤为突出。

有分析指，中国经济这么多年转型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金、人力等资源过度集中於房地产行业，这意味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体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资源将逐步萎缩，最终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只追逐短期利润，只热衷炒作，最终的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丧失。

中国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M1（狭义货币）与M2（广义货币）的增速「剪刀差」虽然缓慢收窄，但整体格局并未改变。这说明资金进入实体循环的意愿不够强，拖慢实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同时，今年中国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一度突破10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个人住房贷款。

在实体经济急需「输血」之时，大量资金却在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空转、沉淀。过度的金融化使得住房的基本功能异化，住房偏离了「居住」的基本功能，而沦为资本追逐的投资工具。

经济学家范剑平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6.7%，房地产和金融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史上最大，金融业发达的英国和美国，金融增加值占GDP比重也不过7%左右，而中国2016年上半年已经到了9.2%，这恐怕是金融业的虚胖，金融领域出现了大量自娱自乐、击鼓传花的游戏。

中国房地产市场过去被赋予了过多稳增长的功能。长期以来，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每每在经济下行之际，成为对冲经济下行风险的头号利器。随着房价的上涨，房子也逐渐脱离了居住的基本功能，成为创收和稳增长的工具。民生保障功能则相对弱化，这种深层定位上的偏差，正是泡沫问题出现的根源。对于「快突破天际」的楼市泡沫，近期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泡沫经济的超高利润不仅抽血实体经济，挤压实体经济生存空间，最致命的是这种效应示范会腐蚀实业精神。资本逐利而去，「资本运作」大行其道，无人愿意投资费钱、费力、耗时的实业；整个社会心浮气躁、急功近利。长此以往，将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利空，失去原动力的中国经济将难以为继。

生死符之三：

民资举步维艰难托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低迷一方面源於传统实体企业受融资难、负担重两座大山压迫「失血严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间资本信心不足。2016年，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已成为中国经济一大难题。

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2000年以前的不足30%，一路攀升至2015年的64%以上。而近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在传统增长空间有限的状况下，民间投资难以取得实质性启动。

数据显示，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几年来持续滑坡，2015年增速降低到10.1%。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更经历大幅度滑坡，下半年以来形势更加严峻。今年11月的情况虽然比10月略有好转，但1-11月的累计增速也仅为3.1%。

民企屡遭「白眼」频「碰壁」，公平待遇未落地；抽贷、断贷现象突出，融资难仍普遍存在；「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审批繁琐依然突出；成本高、负担重，企业苦不堪言--是中国官媒对当下民企困境的形容。

当前，中国高高在上的垄断门槛和产业政策的藩篱仍未打破，使得民间资本仍面临大量玻璃门、旋转门和天花板。

民间投资是经济三驾马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六成，可以想见，如果民间投资长期这样低迷下去，经济下行压力只会继续加码而不会缓解。启动民间投资本身就「稳住」实体经济乃至国民经济也就无从谈起。

振兴实体经济须以振兴民间投资为前提。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民间投资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增速放缓极大地拖累了经济增长。2016年一至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拖累GDP增速降低0.3个百分点。

针对国企主导国民经济支柱行业效率偏低、民企又难以进入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即：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迈出实质性步伐。

但知难行易，打破民资「三重门」、催谷民资投资路非朝夕之功。

非公三十六条提出经年，但民资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仍未绝迹。部分领域的国进民退更让民资生存环境更增挑战。

提振实体经济迎来「尖峰时刻」

中国经济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这是不争的事实。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遭遇双重逆风，只有实体经济摆脱低迷，中国经济整体走出低谷才有希望。

2017是中国经济触底反弹的关键年，提振实体经济也将迎来「尖峰时刻」。笔者认为，在制度纠偏方面，要真正改变「脱实向虚」，必须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金融等等方面多管齐下，为企业减负应避免「零敲碎打」，而应推出整体性、全域性动作。

以改变「死亡税率」为例，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减轻企业负担上推出了诸多措施，但效果却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就在於，这些减负动作都是「零敲碎打」，难以发挥整体性、全域性作用。若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影响，唯有实质性推进改革，不再与民争利。减税是必由之路，也须为未来税制改革留出空间。此外，为企业减负还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仲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

在遏制产业空心化方面，让楼市回归到基本居住功能，减少金融属性，防控泡沫风险失控是重中之重。歼灭楼市泡沫，必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根本而言，楼市泡沫能否化解，直接关乎实体经济能否转型成功。从某个层面上而言，解决高房价问题就是控风险。

2017年，中国将正式进入「十九大时区」，在这个大背景下，「稳是主基调」的特别含义就不言自明，而提振实体经济将是「稳增长」重要意涵。

编注：本文由香港《镜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