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昔：火红年代

我一九三四年出生在山东青州附近一个叫康屯的小村子。家里兄弟四人，我排行老三，还有一个姐姐。师范毕业后，一直在青岛廿一中教书，直到九四年退休。　


五十年代的青岛中学还不是很多，尤其是沧口这边，三中和二十一中算是当时有些名气的中学了。那个时候，中学教育远远没有普及，生源地域十分辽阔，许多远在章丘，昌邑的学生也来青岛念书。他们平时吃住都在学校，放假了才回家。年龄也是七上八下，有的学生都二十多岁了，娶妻成家的都有。
 

参加工作没几年，就赶上了全国上下的大跃进运动，印象深刻。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推出《全党全民为生产十点七万吨钢而奋斗》，要力争十五年超过英国。现在想想觉得很超前，英国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二百年了，而我们才刚刚从连年战乱中走出来，一穷二白，十五年超过英国怎么可能。但当时大家都极有信心，满腔热情，立志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和标语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上级要求一切为钢铁让路，要让钢铁元帅升帐。那时没有电视，普通家庭连“电戏”（收音机）都没有。识字的还可以看报纸，不识字的都是从大喇叭广播里聆听上级指示。到处都是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亩产千斤万斤的不断放卫星。我家世代务农，自己小时候一直在姥爷家帮工干农活，对庄稼收成多少有个数，报上的数字实在有些唬人，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学校还搞了块几分地的试验田，麦种撒了一寸厚，深耕足肥，开始长得非常好，但不久都死掉了，因为根本就密不透风。《人民日报》报导徐水人民公社的小麦达到亩产十二万斤，着实吓了我一大跳。心想你就是把小麦铺到地上，铺厚些堆高些，一亩地又能铺多少斤？真要那样，麦秆就是铁做的也会压弯。但大家都只是私下想一想，没敢在公开场合讲，以免戴上落后保守的帽子。


我当时是初三班主任，学校已经停课，老师整天带着学生大炼钢铁。炼钢用的炉子俗称“一脚踢”，意思是可以一脚踢到，可见其简陋程度。就是在操场上挖个六十公分深浅的土坑，有条件的用耐火砖，没条件的用普通砖头和黄泥巴堆起来一个个高低不同的炉子。砖和烧火用的煤一开始都有供应，后来供不上了，就到附近山上砍树劈柴，砍伐也没有什么规划，完全是掠夺性开采，胡砍滥伐一气。很多山头因此变得光秃秃的，望过去很难看，远不像以前那样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因为没白没黑地干活，师生都极度疲劳，经常是抬着筐走着路撞到树上才醒过来，拉着地排车人都睡着了，腿还在走。有个女学生坐在地排车上，过桥时掉下车落进河里呛了水才醒过来。近年师生聚会时，当年的学生都已是古稀之年，他们对这些青春往事还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其实这种土高炉根本炼不出钢来，顶多就是把一些铁化成铁水而已。矿石也供应不上，就是供得上凭“一脚踢”也炼不出真正的钢。学校组织学生到南日钢捡废铁，那里有日据时期铁厂扔掉的废铁渣，捡回来重炼。再后来连废铁渣都捡不到了，开始号召大家把家里的门把，箱子四角的包铁，门栓，甚至锅碗瓢盆拿来炼，好好的东西熔化后变成铁水和炉灰的混合物。学校停课，全力以赴大炼钢铁，大操场上白天灰尘满天，夜里一座座小高炉火焰腾腾，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刚从土高炉里流出来的铁水挺好看的，红红地闪着光，但一离开炉膛，不一会就变灰变黑，再混上炉渣，凝固之后样子相当丑陋。这些产品要过磅统计产量，每个单位都有指标，大家相互之间都憋着劲争取领先地位。我们学校当时的书记是老革命，头脑比较清醒，他的背景不一般，行政级别比区长区委书记都高，根本不管区里分配的炼钢指标。我们学校也因此受益，没有像别的学校折腾得那么厉害。

五八年是丰产不丰收，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旱涝也均匀，和在老家务农的大哥和姐姐的通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无论城市乡村，壮劳力都在大炼钢铁，无人收割，庄稼最后都烂在了地里，非常可惜。转年接踵而至的就是粮荒，城市开始施行粮食配给制。老师的定量比工人要低，理由是教书不属于体力劳动。我当时每月定量二十七斤，实际到手只有二十四斤，另外三斤拿出来备战备荒。已是荒年了还在备荒，也不清楚荒年到底该怎么界定。这种定量平均下来每天只有八两，遇上一月三十一天的就更少。八两如下分配：早晨二两，中午四两，晚上二两。我现在年已八旬，副食水果不断，每天饭量还要半斤多。那时还是二十五六岁，身高一米八四的小伙子，一天八两，全无其他任何油水，可以说整天都处在饥饿状态，走路都轻飘飘的。于是乎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开始“粮不够，瓜菜凑”。岂止是瓜菜，只要能吃的，都千方百计地搞到，想方设法填饱肚子。青岛地处海边，靠海吃海，学校里组织了几个有渔民背景的老师划着小船去海里打鱼，出师大捷，第一次就打了上百斤海鱼，大家热热闹闹地饱餐一顿。后来去打鱼的人越来越多，弄到的鱼反而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多少年后，我们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还都记得那次难忘的鱼宴，此生之中再也没有那么好吃的鱼了，连鱼骨头都煮烂后吃了。再就是挖茅草，甜根，磨成粉，据说可以代替正常饭菜。其实再怎么代，也比不上正常的粮食，看看那个时候的照片，大家都清瘦得很，周围就没有什么胖子，稍微胖点的全是浮肿，饿的。晚上饥饿难挨，忍不住只好喝白开水吃咸菜，不用多久肯定浮肿，周围好几个同事都这样。　

原先大家都觉得城里比乡下好，缺粮之后，农村的优势显现出来了。农村再咋样，多多少少还有点自留地，还可以种点东西。记得当时有个顺口溜，“背着个萝卜逛青岛，理了个发洗了个澡，来回车票还没用了。”说的就是一个萝卜在青岛可以办很多事。那时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后来有卖的了，但是价格很贵，饼干，糖果都有，但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传说高干有专门的购物卡，当时只是听说而已。这些年学会了上网，得知确有其事，一个例子就是周总理把他的高干购物卡送给了冰心。我那时一个月工资四十四元五毛，自己一般就用二十五块，顶多不超过三十元，剩下的钱寄回青州老家。虽说在青岛工作，但心底深处总认为青州才是真正的家，妈在家在，妈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那时经常喊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不是很成功，有些人开始讲怪话。学校里有个老师说“大跃进吃不饱，再跃进受不了”，险些打成反革命，幸亏出身不错，否则后果相当严重。当时还没有像后来文革期间大张旗鼓地搞阶级斗争，同事中就有在文革开大会时把“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错喊成“打倒毛主席，拥护刘少奇“的，因为反复喊同一句口号，喊多了舌头都错乱了。这个老师平时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结果越是怕出错越是出错，惹了大麻烦。

大炼钢铁后第二年，全国上下缺粮严重，周围没有什么人能吃饱。收音机里号召大家“生产救灾”，说缺粮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鼓励大家说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有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当时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因为大多是工农子弟，家长是工人的学生也都和农村很亲近，因为再上一代也都是农民，学生都喜欢参与。可那年的学农劳动不同于往年，实在是太艰苦了，也就是从那年开始，学生不再愿意到农村去。那年带学生去的是青岛远郊的蓝村二里村，现在并不觉得蓝村多远，当时并不近，都是走路去。因为粮食不够，如何让大家吃饱成了大问题。我们几个老师商量一下，决定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干农活，百分之四十负责挖野菜。从这个比例也可以看出来，搞饭吃是多么不容易。野菜中荠菜算上好的菜，蚂蚱菜中针状的要好吃一些，芨芨菜有刺，但嫩些的也可以吃，苦菜也是好东西，坟地里的苦菜一般长得好一些；榆树叶，榆树皮可以用来做小豆腐，凡此种种。

那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和十一国庆节前后差不了几天，家长们来看孩子，其中一些家长带点吃的，在当时算是珍品，老师们怕学生旱涝不均，感觉不好，集体商定不让家长见孩子，以免大家看到食品引发学生情绪波动。同时组织大家自制月饼，庆祝中秋和国庆节。月饼的主原料是地瓜面，里面再掺上点玉米面，用碎花生，一点红糖做馅，做好的月饼很容易破碎，因为用的都是粗粮。每个老师学生分到一个月饼，总算是把节日度过了。我从小农村长大，没有少吃苦，家里的日子也都是紧巴巴的。青黄不接，吃不饱的时候也常有，但没有持续缺粮这么长时间。即便是日据时期，内战期间，兵荒马乱的年代基本一日三餐尚能糊口，这解放十几年了，新社会红旗下吃饭却如此困难，实在令人深思。庆幸地是我们总算熬过来了，许多地方都有饿死人的现象。

我从小就珍惜粮食，这个习惯从来没有改变过。经过那三年“自然灾害，生产救灾”之后更加如此。五十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来都如在昨日，刻骨铭心。孩子们平时其他方面浪费些，眼不见心不烦，我并不是很有感觉，对于浪费粮食我却一直深恶痛绝。孙辈们有时偏食，东挑西捡，盘子里有剩饭，牛奶留一小口，水果不啃干净我都要说他们。他们似乎根本听不进去，无动于衷，着实令我痛心。“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时候学过得《朱子家训》一直牢记于心。儿孙辈这样浪费粮食实在是不应该，他们没有饿过肚子，哪能体会今日丰盛饭食的宝贵。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教训太深刻了，国家再也不能这样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