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马绵征案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辽宁的张志新案曾经在国内媒体上广为宣传。同时，媒体上对文革时期的搞法，定性为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然而不久，类似张志新的受害者，在媒体上就不再披露；同时，“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提法也被禁止。

显然，中共竭力把张志新案作为个别现象来处理。因为人们要把文革中类似张志新这样的残暴罪行大量揭发出来，中共的血腥本质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像发生在贵阳的类似张志新那样被害的马绵征案，中共就采取了泥封土掩的办法，在媒体上不予报道，企图永远不让世人知道。

如今，马绵征被害已经40多年，国内除了贵阳的老年人以外，一般人是不知道马绵征是何许人。有鉴于此，在这有表达自由的地方，把我知道的有关马绵征的案情，告诉世人，让大家看看当时中国社会搞得是不是封建法西斯主义？



马绵征是贵阳市建公司第四工程队的女技术员，毕业于武汉某建筑工程学校，当时她 30岁左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是1970年的冬天，文化大革命进入不死不活的阶段，马绵征看了中共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以后，写了一张大字报，谈她对当时文化大革命发展形势的看法，其中不指名地提到毛主席身边有值得警惕的人物。

在小组发言中，她则明确地指出，说林彪是个投机分子，马屁精，他接了班能干出什么好事？又说，江青是上海滩的戏子，讲话没水平，说她是什么“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这简直是笑话！

马绵征的发言，很快被汇报上去，领导开始考虑她还年轻，技术也不错，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就找她个别谈话，让她写个检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是马绵征像当时所有被愚弄的年轻人一样，却十分天真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这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谁不同意，可以公开辩论，她坚持不写检查。



马绵征的态度让领导很是为难：对她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可能就犯包庇罪；如果把事情弄大，马绵征就可能是“现行反革命”。所以，领导请示上级，上级指示先隔离审查，在单位批斗，看马绵征的态度如何，然后再做处理。

没想到，在批斗大会上，马绵征不仅不服，而且还大喊“打到林彪！打到江青！”这就使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她在小组的发言，只是个别人知道，现在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几百人喊所谓“反动口号”，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时候，谁也不敢再保她了。所以，她很快被批捕，而且将她关进市公安局的囚室。

据后来传出来的消息，马绵征在公安局仍然拒绝写检查和交代。后来还用绝食来表示抗议。公安局的领导开始还以为马绵征饿个两三天，受不了以后，会进食。没想到，她绝食四五天以后，人已经站都站不起来了，仍然是滴水不进，送进去的包子米饭连看都不看。就是说，她是决心不惜一死以示抗议。至于她当时说了些什么，只有公安局内部人知道。

公安局领导一看，认为马绵征这个女子要顽抗到底，就下令用胶管从口腔插入胃里，人工灌水和牛奶，虽说马绵征那时已经奄奄一息，但她仍然咬紧牙关拒绝进食和饮水。那些给她灌水和牛奶的人说，几个人不得不揪住她的头发，撬开她的嘴，把胶管使劲插入她的胃里，灌完牛奶和水以后，胶管从胃里取出来的时候，胶管上都滴血……



就这样，马绵征因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坚持不写检查，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有个传统，就是每年在春节到来之前，要处决一些死刑犯。贵阳市也遵照这个传统习惯，每年照例要开一次宣判大会，处决一批死刑犯。



贵州的冬天，常常是非常阴冷。记得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不见太阳。文革期间，贵阳市各单位或各个学校经常到市内邮电大楼前面的春雷广场聚会，每次都是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有的是庆祝什么胜利，有的是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这种聚会，全市各单位照例都停止日常工作，大家排队到广场集中。那天是宣判大会，气氛和以往的庆祝大会自然不同，大家期待的是今天究竟宣判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罪犯。

开会时间一到，就把一批胸前挂上大牌子的犯人，由武警或红卫兵押到主席台下排成一排。只见这些犯人胸前个个都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犯人的罪犯的姓名，犯罪性质，如“某某某，现行反革命分子”或“杀人犯”、“强奸犯”等，凡是判了死刑的犯人，牌子上的姓名都打了大红叉。



大会主席台上坐了一排领导人。大会开始，领导通过扩音器讲话，照例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之类，然后宣布各个罪犯的罪状，接着由主席台上的人带领大家喊口号。最后是把被执行死刑的“罪犯”压上大卡车，游街示众。

这套杀人程序，是我从小就非常熟悉的。那是50年代搞“镇反”运动，一些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要拉出去枪毙前，个个五花大绑，背上插一个木牌，上面写着犯人的姓名，也是姓名上打着红叉，先是开“公审大会”，然后是游街示众，最后拉出去处死。这套做法一直延续到80年代。

那天，宣判大会结束，已经准备好的卡车开过来，武警和红卫兵把犯人拖上卡车。每辆大卡车上是两个死刑犯，犯人后面站着的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和红卫兵。被判处死刑的一共有20几个人，把这些犯人压上10几辆大卡车以后，由一辆公安武警的专用吉普车领先开道，并一路鸣响制造恐怖气氛的警笛，由春雷广场向北，缓缓行驶，沿途的马路两旁站着的都是人，男女老少站在人行道上是里三层外三层，翘首等待大卡车开过来……

游街示众的卡车车队，在鸣着警报的吉普车的引导下，在警报器发出的凄厉的警报声音中，从春雷广场一路缓缓开来。第一辆卡车上站着的就是马绵征，她旁边也是一个女性，两个人胸前的牌子上都写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两个年轻女性都是五花大绑，而且马绵正的嘴还用一块白布捆起，大概是怕她在游街示众的路上喊出什么“反动口号”。两个女子脸色惨白，大家说是关押期间见不着太阳所致。马绵征和另外那个女子，年龄都是30岁左右。每个马路旁看热闹的人，都默默地观看卡车上的罪犯，谁也不敢张口议论，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祸从口出”，一句话可以引来杀身之祸……



车队出了广场，从中华南路到中华北路，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沿途成千上万的市民，聚精会神注视着每个车上的死刑犯，心里怎么想，就因人而异了。

卡车一出城，就加快了车速。一般站在马路旁边观看的市民，车队过完就转身回家了。而一些好热闹的年轻人，还骑上自行车，跟在卡车后面，要亲自到刑场去看行刑。

据到刑场观看行刑的人回来讲，有些死刑犯，到了刑场，就已经吓瘫了，是两个武警或红卫兵把他从卡车上拖下来，一直拖到土堆边。而第一辆卡车的两个年轻女子，则是昂首挺胸走到土堆边，特别是马绵征，站在那里，拒绝跪下。一声令下，马绵征挨了一枪，还回头看行刑的武警战士，旁边观看的人讲，一共开了7枪，马绵征才倒在地上……

当天，判刑的告示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贴满市内的大街小巷。可是人们发现，几乎所有布告上马绵征的名字都被抠掉了。这是不是民心不服的一种表达方式呢？

文革结束，马绵征平了反。可是一纸平反书，能够抚平马绵征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母亲的伤痛吗？马绵征的丈夫，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又有谁能体会？……  



马绵征的惨案，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后来看到香港杂志上一篇文章，提到文革中有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资料），心中不免想到，这些所谓“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是都像张志新和马绵征这样的人吗？联想到五七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把敢讲真话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五九年又把以彭德怀为首党内敢讲真话的人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则把张志新和马绵征这样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加以肉体消灭，而六四血腥屠杀的，又是一批争取民主的真正的爱国者……中共所有这些做法，不完全是一种法西斯暴行吗？

更为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被杀害的，往往都是中华民族中最有正义感和最有血性的优秀人才，他（她）们的被害，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元气被摧毁，意味着中共决心要把中国人个个都驯服成工具和奴才。

现在，国内知识文化界广为流行的犬儒精神，它的根源不是就在这里吗？所以，我们民族要振兴，就必须从恢复我们的民族正气着手，打破中共的封锁和禁忌，把毛泽东和他的帮凶残害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罪恶揭深批透！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