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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当代中国杰出的士人代表

来源: 大中报特约 原乡

 
8月1日,当代中国杰出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余英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寓所于睡眠中辞世,享年91。近代德国大文豪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曼于纳粹时代出走流亡时,留有一句著名的言辞:“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余英时先生年轻时于中国社会革变时离开故国,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海外,仅在1978年因学术交流回北京一次,之后宣称无恋乡情结永不回国。余先生也有一句套托马斯曼的名言:“我在哪里,中文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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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是美国哈佛等多所名校的教授,著作等身,用英文和中文写作,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汉唐、魏晋史及近现代中国历史问题有独到梳理和发现。笔者对史学非具专长,对有关学术问题就回避了。但余先生对中国历史中士人的分析,以及以身作则充当当代中国士人的楷模,却令人印象深刻。余先生著作众多,但《士与中国文化》是中国学人从象牙塔走向入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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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人,乃传统中国社会至今的一个阶层。从先秦的游士(如孔孟等),秦汉的吏与师,魏晋南北朝的名士和高僧,隋唐佛教徒与诗人文学家等,以及宋范仲淹到近代梁启超等,已经成为社会的良心,对社会具担当的责任,是历史中国的苍生之良知。中国士人或知识分子,既是维持传统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又是以良知良心顾念苍生,成为维持中华文化道统和社会的积极因素之一。
 
中国士人比之西方的知识分子(戏称西方士人)有相似和不同之处。恺撒与耶稣对俗世难能和拍。西方的知识分子讲究对社会的控制力,哲人康德倡: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根据基本价值观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并努力推动这些价值观的实现。中国的士人和文化道统,以人间俗世社会秩序为基础,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但传统之道又不具备客观的外在形式。士人既是专制社会的一张皮,又有弘道的责任,故士人多走向“内圣”(阳明学说内涵之一),以内在修养作“道”的保证,以中庸修身。
 
传统中国士人有消极因素,也有积极因素的成分。消极的是,当今中国士人以社会皮附的功能突显。但以社会良心关怀苍生担当社会责任,便是士人的积极面,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因素之一。余先生以继绝世举中华文化为己任,虽身在海外,则以梳理中国历史和评论中国社会现象发表己见,无疑是当代中国士人的积极代表。
 
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里,东西文化的交流必定发生,人类思想中也必有共通的地方。余先生的论说及所为虽难避政治影响,但努力客观而不以政治为先导。纵观当今世界的价值尺度,唯只剩下普世的价值观比较牢靠。当代的中国士人,如不甘作为附庸,若仍有社会良心和责任担当,而不以人道主义的普世关怀面对国家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余先生之所以把人权、自由和民主作为未来中国士人的方向,就很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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