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是特鲁多，是加拿大给了总理太多的权力”（上）

（大中网/096.ca讯） 加拿大环球邮报专栏作家 Andrew Coyne 日前发表一篇评论说，面对来自美国的关税威胁和日益加剧的内阁分裂，加拿大日渐不稳，如无头苍蝇；内阁陷入混乱，内阁部长匆忙退出，总理本人的职业生涯也成了问题；自由党在下次联邦选举中会被遗忘，这一切都反映了总理的个人失误。

事实上，特鲁多（Justin Trudeau）具备联邦大选中落选所需的所有素质：虚荣、自恋、傲慢、越来越不合群，甚至还有自由党国会议员朗威（Wayne Long）所描述的“妄想症 ”，他被大多数公众所厌恶，被他最忠实的拥趸所抛弃，甚至对自由党内要求他下台的请求也充耳不闻。

但在特鲁多之前有哈珀（Stephen Harper），在哈珀之前有克里靖（Jean Chrétien），在克里靖之前有穆罗尼（Brian Mulroney），在穆罗尼之前有老特鲁多（Pierre Trudeau）：这些总理与现任总理一样，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与公众格格不入，越来越与现实脱节，最终将自己的政府推向了悬崖边。

也许，这只是总理的职业倦怠，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也许，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如果自由党的丑闻一直不断，总理还毫发无伤的坐在总理宝座上，那么原因可能是我们的总理权力太大了。

在任何制度下，政府首脑都需要有权有势。但加拿大的政府首脑却拥有无上的权力，甚至是无限制的权力。美国总统控制着行政部门，却无法控制立法部门。即使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由他所在的政党控制，他也无法确保自己的立法获得顺利通过。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的总理通常必须与执政联盟中的其他党派分享权力，而不是像加拿大这样以英国议会（Westminster System 西敏制）为蓝本的典型的一党政府。

然而，即使是以英国议会为蓝本的政治制度中，加拿大总理的权力之大也显得鹤立鸡群。这里不仅党内准则执行得更为严格，而且许多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约束总理的条条框框在加拿大也早就失效。

对立法机构的掌控只是小菜一碟。加拿大总理对行政部门也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尤其是他拥有广泛且基本不受监督的人事任命权：法官、高级官员、警察、军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几乎取代了内阁，成为加国政府体系的核心。同样，总理的权力一直很大，总理为内阁第一人，职权最大（first among equals），其他阁员无法与之对抗。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加拿大总理的权力更是登峰造极。

部分原因与内阁的扩大有关，从加拿大第一任总理麦克唐纳爵士（Sir John A. Macdonald）时期的近10位部长，到两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总理的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时期的 20 位部长，再到如今的近 40 位部长，加拿大成为民主国家中内阁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么多内阁成员挤在会议桌旁，不仅内阁成员个人的权力被削弱，内阁集体的权力也被削弱。这根本不是一个有效的议事机构。

部分原因是总理府（PMO）亦随之扩大，如今总理府拥有 120 多名工作人员，全部是总理任命的工作人员，在民主国家同类机构中也是规模最大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于总理的私人顾问，而内阁成员的权力则被削弱，以至于部长们甚至无权再任命自己的幕僚长，因为这些幕僚长也由总理府任命，并向总理府负责。

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的经历对其他部长来说并不陌生，她的施政方案都是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加给她的。前财长莫诺（Bill Morneau）、前检察总长王州迪（Jody Raybould）和前外长加尔诺（Marc Garneau）这三位特鲁多的老部下在回忆录中经常出现不配合总理就会被排挤的轶事。如果这三个强势部门的一把手都沦落到如此地步，可以想象其他部长基本就处于“复读机”的状态。

研究政治学的专家们对此早已愤懑不满，但只有在如今这样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才开始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加拿大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权力集中会带来如今的恶果，而且我们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间越长，情况就有可能变得越糟糕。

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企业业务规模越大，向下属放权（delegate）就越重要。然而，加拿大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政府的复杂性日益增加，总理身上的权力也日益增加，他需要运筹帷幄：要么靠总理府发号施令，要么靠枢密院（PCO）发号施令。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混乱局面。如此大规模的机构，或者说承担了如此多职责的机构，不可能再精兵简政。即使是尝试，也必然会使参与其中者疲惫不堪，不堪重负，从而导致更多的错误。(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