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政治领袖们是如何诊断并平息目前百姓的愤怒情绪的？（评论）

（大中网/096.ca讯）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 Dr. Alika Lafontaine 的文章。他是加拿大医学协会（CMA）历史上首位原住民主席，也是最年轻的主席。文章说，2022年初，当我还是加拿大医学协会候任主席时，我与一位老朋友汤姆通了电话，谈及渥太华的卡车司机对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当时，我关注的是病人和医护人员所经历的困境；而他关注的是权利与自由所面临的威胁。对话逐渐变得带有情绪，彼此开始指责，最后他气愤的挂断了电话。此后多年，我们再没有掏心掏肺的交谈过。

经过长时间反思，我意识到， “自由车队”的卡车司机抗议并不是我们友谊破裂的真正原因。作为候任主席，我接到渥太华医护人员们的直接来电，他们描述街道上持续不断的噪音、拥堵不堪的社区，以及部分抗议者的攻击行为。他们描述当地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而汤姆则身处另一个环境里——他觉得权利与自由受到威胁，个人与系统都让他失望。但本质上，我们的处境是一样的：我们都对眼前的问题充满情绪。我误以为他只是愤怒，其实汤姆是极度愤慨。

愤怒（anger）与极度愤慨（outrage）常被混为一谈，但其实情绪截然不同。而在当今政治中，这种区分至关重要。

愤怒是一种希望得到回应的情绪；而极度愤慨则是在反复求助却得不到回应时的情绪。愤怒希望问题被解决；极度愤慨则希望那些未能履责的人和系统被揭露，并推动改革。所有问题都始于愤怒，最终可能演变为极度愤慨。而我们如今看到的，是一个曾经极度愤慨、如今又回落到愤怒情绪状态的选民群体。

总理卡尼似乎读懂了这种情绪。他的支持者如今是愤怒的，尽管不久前他们还处于极度愤慨之中——因为生活负担高涨、基础设施老化、社会系统不堪重负，以及共同目标的消失。

邻居美国的总统川普甫一登台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让加拿大人从极度愤慨回到愤怒状态。既然愤怒是一种希望得到回应的情绪，那么前央行行长卡尼所展现出的能力正好构成了期望与回应的循环。他稳定的支持率是一个愤怒的选民终于觉得有人在倾听时的自然反应。

与此同时，联邦保守党党魁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的标签始终是“极度愤慨”。他以改革者自居，热衷挑战精英阶层，而且做得相当成功。今年2月，他似乎有所转向，告诉加拿大人：“应对不确定性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极度愤慨，而是努力探寻结果。”

他在多伦多等地提出了可负担性与战略储备等计划。但最近，这位改革者蛰伏不多久，就再次显现本能：攻击总理卡尼的能力，指责总理卡尼“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上都判断错误”，并抨击五个国会议员的“跳槽”。

他下一步动作时是回应选民的愤怒还是煽动选民的极度愤慨，仍是未知数。

新民主党新任党魁路易斯（Avi Lewis）认为，面对不平等、住房负担能力和气候变化，极度愤慨仍是选民最真实的情绪。他或许是对的，但他目前并未契合广大选民的诉求。愤怒的加拿大人希望得到帮助，而不是有人替他们发泄情绪。

魁人政团党魁布兰切特（Yves-François Blanchet）想加强魁省权力和重塑联邦。但魁北克的选民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面临同样的焦虑：生活负担、公共服务，以及当遇到困难时谁会挺身而出。意识形态的操弄无法回应选民的求助信号。

这一切对一个医学协会主席来说并非抽象。我意识到，极度愤慨需要长期、持续地展现能力与可信度，只有这样，曾经失去信心的人才会选择重新开始相信。这需要政客的纵横捭阖的能力，并诚实面对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这正是这个国家对政客的要求。无论是否获得多数席位，那个能够精准诊断并处理愤怒与极度愤慨的政党，才会赢得加拿大人的信任与追随。

在与汤姆交谈的那通电话中，我没有听懂汤姆真正想表达的：有人和系统让他失望了。汤姆也没有听懂我。我们各说各话，直到极度愤慨摧毁了我们原本亲密的友谊。

这个国家正处在同一通电话中。我们需要一位能理解选民情绪，并真正能解决选民诉求的总理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