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海：再论中美情报战和美国的“贼喊捉贼”

在西方国家和集权国家之间发生的间谍战，笔者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西方国家一面；而在同盟国或西方国家之间窃取工商业秘密的情报战之中，像加拿大上次被巴西政府指责窃取巴西工业情报事件那样，笔者的立场是站在加拿大的国家利益之上。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911恐怖袭击惨剧发生后加强的反恐情报活动，和对恐怖分子和伊斯兰国家的反恐窃听活动，笔者也抱着肯定的态度。在“反恐保安行动和绝对民主自由”一文里，笔者为实施这种政策的美国政府辩护，认为美国老百姓虽然失去了部分保护个人隐私的宪法权利，但它是美国政府为保护民众免遭恐怖分子袭击和危害的必要防备措施之一，是万不得已的必要手段。并强调指出，“世界上没有不必付出代价和不必忍受某种不便的保安措施”。不想牺牲部分的个人自由和生活方便，而又要政府保证民生的绝对安全，免受恐怖分子的恐怖袭击和最大限度地保障民生安全的理想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甚至连美国对西方国家领导人和民众的这种窃听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自我保护和必要的反恐举措之一。

可是不管世界各国之间的哪一种情报活动，涉事的双方，都没有必要和不值得把它放在公开的场合，进行相互指责和是非曲直的论战，而应该在外保持沉默，在内进行认真的检讨，以发掘自己的情报被窃取的原因，和自己的治安系统到底出了哪一些漏洞，并应该用具体的举措加以弥补和改进，以避免再次被他国所乘。国与国之间无论哪一类型的情报活动，都是一种“没有得到对方同意”而窃取秘密情报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是一种“文明”和“高尚”的事业。但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都这么做，它又是各国保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无可避免的“自卫”或“自利”行动。这种间谍活动又是一种“必要的邪恶”。

近代的谍报战，其规模和深度，莫过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相互窃取国家机密的间谍活动。就算是冷战以后的世界，东西方两大体系的这种谍报战还是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笔者大胆假定)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先进高科技知识和技巧，更可能通过各种公开和不公开的渠道大力以赴，(笔者也大胆假定)美国则为了遏制中国走向与美国争霸的世界强国地位，一方面自己不断地窃取中国的秘密情报，同时又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对美国的情报活动。在思诺登事件发生之前，美国似乎站在国际情报战的道德高峰，它道貌岸然地谴责中国窃取美国工业情报的黑客活动。但是自从思诺登事件以后，美国的君子面具被彻底揭穿，人们才真正知道，美国不但同样大规模地偷窃中国的军事和商业情报乃至高等学府以及国家领导人的秘密隐私，而且连同盟国也不信任不放过，甚至于连友邦各国领袖的个人隐私，个人手机也在其偷听偷窃的范围。自此以后，美国指责中国窃取工业情报的声浪似乎有所收敛。可是最近美国又故态复萌，不但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工商业情报，更在谍报战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以点名报姓和刊登相片的方式，公开了五名中国军方军人的真相，并对他们发出了通缉令。相信如果中国或其他国家要学美国的这种极端做法，也一定能够找到像那五名中国军人那样的美国黑客名单，也可以把他们的真名实姓公布出来，并发布通缉令。可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像美国那样，也来上演一套“贼喊捉贼”的可笑把戏。因为在情报战场上，谁的脸上都不干净。谁都有偷窃嫌疑。可是美国的这种行动，好像它本身并没有窃取中国的军事和商业情报，而只有中国是“贼”，美国不是，美国是可怜的受害人。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不但也是“贼”，而且可能是一个连朋友家的情报都要盗窃，已经被思诺登揭露而被当众抓获的“惯窃”。所以北京把美国通缉五名中国军人的举措，以“贼喊捉贼”为题，大肆反击美国的虚伪无聊和可笑，是可以理解的反击行动。我在好几篇评论里都指出，“在国际情报战场上，谁的脸上都不光彩”，美国对中国的指责相信事出有因，但是除非美国能够证明自己在同一个问题上是清白无辜，否则这种“贼喊捉贼”的手法不但太不高明，而且是贻笑大方，其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丢脸的恐怕不光是中国，而更是美国本身，而且还得同时负上“假君子真小人”的罪名。

在国际情报战中，谁的脸上都不干净，最好是大家都保持沉默，只是集中精力，努力加强自身的保安举措，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实际行动进行反击，而不应该使用“贼喊捉贼”的“受害人”的身份，意图羞辱对方和博取同情。因为这样做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笔者实在为美国拙劣的反间谍战手法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