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报：启动全面改革还缺什么？

 

全面深化改革亟待一场思想解放的甘霖！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和「思想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半途而废便并非妄断。不能不承认，当下启动的新一轮改革的确缺了一个解放思想的「准备活动」和「思想市场」的先行探索。

4月末，两位中共领导人到新疆考察，乌鲁木齐火车站就发生了造成人员伤亡的暴恐事件。据透露，这次中共两位领导人一同赴疆考察，就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对「治疆政策」作出调整和完善，而遇上暴恐事件，更坚定了他们治疆安疆的决心和意志。中央统战部有人士称，中共高层可能会在今年某个时间就新疆问题召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将提出一个以「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对宗教极端势力和暴恐行为实行最严厉打击」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治疆安疆方案。中央还会成立一个「新疆工作领导小组」，俞正声可能任组长，同时对新疆自治区的领导班子进行新一轮交接更替。

不仅是新疆问题，经济、反腐、改革，都有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重大执政课题，都是严峻而迫切的挑战和考验。熟悉高层情况的人士称，进入这一届中共领导层执政的第二年，各种挑战和考验似乎来得更频繁了。

中国经济隐藏着体制性弊端

4月中旬，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主要数字出笼，标示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形态基本平稳，亮点不多，暗色仍重，仍是一种低位徘徊略见下行的态势。尽管这种经济运行态势尚在意料之中，中共高层还是针对这种局面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视形势调理应对举措，再次确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的总基调」和「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思路，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其内涵」这两个基本政策姿态。接近高层的人士指出，在经济的宏观政策层面，中共高层实际上已不需要再作什么大动作，「无为」、「守静」，加快「简政放权」步伐，托住民生「底线」，留出时间空间让市场、企业和社会去适应、调整、休养生息、萌发活力，这就是政府的最佳状态了。对这种看法，中共高层是认可和接受的，这与他们在宏观经济层面的操作上所采取的上述姿态是相符合的，与他们在各方面纷纷要求扩大货币供应刺激投资却不为之所动的「坚守」意志相一致的。
不过，中国经济的痼疾依然存在，改革的「刀子」还未真正切入；中国统一、规范、竞争的市场还未真正建立，国企垄断、行政垄断依然强大，民营企业还未见回归实体经济的趋向，技术和产业创新的能力依旧薄弱，中国经济再度繁荣的基础非常脆弱。这些都是中共高层所必须高度重视和警惕的，也是必须要下气力、加速度予以改变的。

有谘政人士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不是仅靠政策性动作就能化解的，而是需要进行体制性改革才能予以扭转的。不能指望中国经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低增长和过剩产能淘汰消化后，就会自然掉头向上重回高速增长的轨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再度繁荣却不会很快到来。中国尽管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地位，但决非是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方式相比，中国在经济高增长之后谋求再度「起飞」尚无先例可循，「起飞」的难度肯定会比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大得多，时间还要长得多。日本在上世纪末陷入停滞后十多年来都没走出来的经历，其教训对中国来说不是没有参照意义的。这种差别背后很可能就隐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体制性弊端。中国必须面对的是：如果不对以往支撑经济增长的制度、体制基础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大的改造和转变，中国经济根本不可能走出增长的下行区间而重返上行轨道。

接近中共高层的谘政人士指出，现在有些声音正在不断升高调门企图对高层决策造成影响，例如要求增加货币供应刺激投资促进增长的声音，例如经济增长走出下行区间要加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国有企业的带头作用的声音等等。这些「声音」发出的信号，就是试图回避对以往支撑经济增长的制度、体制基础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大的改造和转变，重走前三十年「经济起飞」的那条已不复存在的旧路。对这些声音，中共高层必须要予以警惕，不能因为有别的方面的「偏好」和「考虑」，让这些声音把中国经济领上万劫不复的老路。

反腐大动作会否引来反弹

当下中国由执政党自觉开展的反腐行动，广受社会和民众关注。大案迭出不穷，「大官」跌跌不休，「打老虎」声声不断，既让人们惊心动魄又让人们感到振奋，既让人们放心也让人们担心。中共建政以来，除去文革那段特殊时期，能在反腐上做到和采取今天这种规模和气势、这种力度和深度、这种方式和方法，是以往所从未有过的。在不长时间里，已将二十多名省部级官员免职进行审察，派出纪检巡视组赴各省市进各部委去听取反腐诉求搜集反腐线索，将那么多「敏感领域」及「敏感人物」纳入反腐范围进行清理追查。所有这些，都足以显示出这一届中共高层在反腐这个真正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行动上比以往历届都更有作为。这是人们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的。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共高层反腐的大动作，必然会招来大反弹大压力，这已是近些年来反复出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了。人们都注意到，原本就要将那只大家都知道的犯有极其严重贪腐罪行的「老虎」公之於众了，但是却突然停止下来了；原本已进入审察程序的案子（例如管理并经营那个闻名世界的、正在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灾难的水电大工程的大公司内的不正当股权交易）却莫名其妙的撤案了；去年就被实名举报的、用巨额国有资产进行非法利益输送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过了将近一年才被重新追究；而有些已被揭露的贪腐事件，只因当事人身份及「背景」特殊而被悄悄遮罩无声放下了。 

种种迹象表明，当下力度很大的反腐在党内某些层次中已激起了政治斗争的轩然大波。所以，当前开展的反腐斗争能否继续进行下去？反腐斗争能否走向改革制度及体制的深层结构转变，从而使执政党真正得以摆脱贪腐对权力的绝对羁绊？这两大问题不但为民众所关心，更在执政党内引起人们深长思之。

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的确有些压力已经直接施加到了中共高层。事实证明，执政党反腐的空间十分有限，存在诸多无法逾越的「底线」，这是那些稍有力度和规模的反腐行动动辄就会引发「反弹」并给反腐行动造成巨大压力的根本原因之一。近来，从执政党内的一些不同角落向中共高层传出的「反反腐败」的声音，就显示出了当前反腐引发出的一些「反弹」，在这种声音中「理直气壮」地讲着这样的一些道理：「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抓腐败分子和打大老虎，都起了抹黑我党形象的不良作用，这是敌对势力最想干却干不成而我们替他们干了的一件大坏事」；「腐败发展到今天这种积重难返的程度，与党和国家的命运都『连筋带骨』绞在一起了，所以反腐败决不可为逞一时之快立一世之名而大动干戈蛮干胡来，弄不好把党和国家都一起毁了，你反腐败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道理决不是可以服人的「真道理」，但却是执政者不能不面对不正视的「硬道理」。这些「硬道理」至少会让执政者明白，在现有制度框架和规范内反腐是没有多大出路的，无论你打出多少大老虎查出多少大案要案，都不会让贪腐祸国殃民害党的必然之势有所改变，制度、体制不变不改，新肌不生，腐肉弥盖。最大的「老虎」，是养出「老虎」、「苍蝇」的制度和体制，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以为动制度、体制必遭「颠覆」，打「老虎」灭「苍蝇」可得新生，实谓未得治理真谛，现在到了要在这两者间作出正确抉择的时候了。

实际上，「制度反腐」这种诉求已被执政党提上了议事日程，谘政人士向高层提出的建议是：「制度反腐」的根本立脚点在於「限制权力」。真正做到这一点，反腐必事半功倍。

军内反腐根绝前「腐」后继

反腐动作在军队内的展开，让人们眼前一亮。不久前，前后共数十名高级将军，以极为罕见的集体亮相方式撰文支持军委主席习近平关于治军强军思想，其实也是对他在军内主持开展反腐行动的一种积极回应。从王守业到谷俊山，军队内被查处的贪腐分子都是「老虎」级的，反映出军队的腐败不但不比党政官员们差，甚至到了还「更胜一筹」的严重地步。现在人们都在注视着与谷俊山案有重要牵连的原中央军委内的几位「大军头」能否被真正触及的问题。军内人士指出，这些年军队和地方一样，虽然年年喊反腐，但上上下下隐蔽存在着权钱交易、行贿受赂、拉帮结派、蝇营狗苟、违法乱纪等现象，大有前「腐」后继之势。王守业、谷俊山案及其背后所涉肮脏丑陋，让世人惊骇。刚刚上任的军委主席就被原任军队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谷俊山极为贪婪荒淫奢侈的贪腐行径震惊了，非常愤怒地指出，「这种渣滓能打仗吗？军队出这种人能打胜仗吗？真是太危险了！」军队的腐败与地方的腐败有着相同的制度根源，而军队的腐败与其产生的制度间的联系则比地方显得更为直接和明显。

「党指挥枪」是军队制度的最高原则，这是执政党建政之后从未动摇和更改过的。这个原则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都使执政党牢牢将军队控制在手里没有发生过太大问题。但是之后军队的这种制度开始随着执政党领袖权威的走弱而趋向松散，对军队的约束力、控制力和驱动力都明显弱化。先是上世纪90年代军队以「为筹集军费开拓新来源」为名而经商成风，干部纷纷下海经商招商，成建制的部队战士被调去当劳工，为大商人大公司提供「保镖」「护驾」服务，军营内铜臭熏天，乌烟瘴气。以至发展到军队走私商品竟将中国海关、外贸、税收及商品市场秩序冲击得七零八落难以维系。令时任总理朱镕基向军委主席江泽民叫苦不迭。被迫无奈，江泽民让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负责对军队经商进行清理，最后终止了军队的这场大闹剧。就这一次，便将军队得自执政党奋斗传统的「正气、真气和原气」损毁大半，再无恢复。自此之后，军队内乱象迭出，腐败愈盛，连中央军委中都出巨腐大贪。

「党指挥枪」在某种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的确有它符合执政党的政治和军队斗争需要的一面，而且也确实产生过积极作用。但这个原则作为一种实现形式的组织制度，渐渐演变成一种「权力高度集中於一个人」，而不由党的一个集体或一个机构来行使的状况；另外，军权在握的那个人，在党内也是大权在握，而对他的制约及监督则异常缺乏。这两大缺陷，就让许多政治的和军事的重大隐患潜藏其中。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两任军委主席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军队工作既非常陌生也难以顾及，于是军权常常不是在党的领导人实际掌握之中，而党的领导层中又没有其他人或其他方式可以对军队的重大政治事务实行操控干预，结果高度集中的军权就被军内极少数最接近这种权力的极少数人所分驳蚕食，因其无人监控放任自行，便每每沦为权力者营私舞弊的工具。军队这些年来腐败愈演愈烈，大致原因无外於此。所以，中共高层间有一种意见认为，对「党指挥枪」最高原则的实现形式及制度进行改革，应该作为这次军队反腐的一项根本性任务；同时，军队长期「久养不战」，管理体制的积弊太深，也要在大力反腐的同时，按照当代战争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军内人士称，如果顺利的话，在今明两年，一个有力促进军事变革的改革方案将会全面实施，中国军队的面貌将产生大变化。

两大阻力需高度重视

无论是经济、反腐，还是社会、民生、环境，各个重大领域的几乎所有难题，都是向改革索要答案的课题。不过，当下改革的进程并不顺利，困扰多多，障碍重重。许多领域的改革并末真正启动，仍在「休眠状态」，例如财税体制、司法体制、文化体制、行政执政体制等等多个领域；有些改革举措看上去也在实施，其实却并未打中要害，触及弊端，没有真正解决多大问题。新一轮的改革难度很大，这是人们都承认也是能正视的，可以闯可以试，可以错可以慢，只要改革的意志不动摇，改革在策略上可选择的余地很大，人们不会苛责。

现在的问题是，改革的难度增大了，执政党推动改革的动力却变小了。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是，忙於改革之事的只有中央的少数人和少数机构，从中央和国家的部委办到各省市区县的党政诸部门，广大党员干部则多是「奉命行事」、「虚应故事」，既不知为何改革、也不思如何改革、参与改革。执政党推动全面改革，理应有全党「全要素动员」的积极跟进，但是情况却远非如此。高层领导人对这种状况当然看在眼里，深有「改革的一大问题是改革所需要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跟劲」的切身体认，但是如何改变这种状态，似乎尚未得良计。

有谘政人士指出，执政党推动的这一轮全面改革，至少面临两大阻力：一是若干个较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於现行体制和机制之中，形成利益加体制的固化体，使得改革既不能单动「利益」也不能单动「体制」，而同时动利益和体制则无从切入，可选择的余地非常之小，搞不好便是「铩羽而归」的结局，会极大地挫伤全面改革局面的形成。二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囿於既得利益集团的精神状态和需求，趋向恐惧、防范、内敛和保守，而非改革所需要的那种充满勇敢精神和创新、开放、吸纳气度的精神元素。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显然不能为全面改革提供和输送精神和思维的「正能量」。可见，改革的两大阻力，唯挟持强制性权力的意识形态最为凶险祸患尤烈，故而全面改革的兴起，必须要有率先打破意识形态禁锢的思想引领，必须要有超越利益固化藩篱的理念崛起，必须要有吸引公众参与、凝聚社会共识、激励思想创造、产出改革智慧的「思想市场」的活跃，而这一切归之於一句话：全面深化改革亟待一场思想解放的甘霖！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和「思想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半途而废便并非妄断。不能不承认，当下启动的新一轮改革的确缺了一个解放思想的「准备活动」和「思想市场」的先行探索。如果没有解放思想的过程，人们所寄以厚望的「全面深化改革」，真的能大获全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