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战斗队”的成立和解散（二）

3、117战斗队的成员

一天，寒星找到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局机关的战斗队？我把对张素萱讲的话又讲给他听。

 

寒星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而文化局里一些人自以为他们是天生的左派，一贯歧视出身成分不好的人，还有就是我这样没入党的群众。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人好像根本不配干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谭力夫的血统论，我仔细看了报纸上的文章和中央文件，觉得只要不是运动对象，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起来造反干革命。

 

 

所以，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心把文化局机关里那些左派瞧不上眼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战斗队，和他们平起平坐干革命。你如果愿意，就参加我们的“117战斗队”。

 

寒星的一席话，完全说到我心里，而且对他这种勇气十分佩服。

 

我问他，你组织的“117战斗队”，现在已经有多少人表示愿意参加？他说，通过个别谈话，已经有七八个人考虑参加。接着寒星告诉我，表示愿意参加117战斗队的有这样几个人：一个是年纪最大的老邵，他是个老革命，在省文化局不知为什么，一直让他坐冷板凳。开始找他谈，他有点顾虑，觉得自己快退休了，参不参加战斗队无所谓。我说，毛主席70多岁了，都戴上红袖套接见红卫兵，领导文化大革命，你刚刚50多岁，应该振作起来，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老邵考虑一下，点头同意参加。还有主管印刷厂的老陈，他的年纪也比较大，据说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历史上有污点，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也没有人动员他参加造反组织。我跟他谈了参加117战斗队的事情，他很高兴，表示愿意。寒星还介绍了一位中年妇女叫李淑秀，她是共产党员，原是局机关艺术处的一般干部，本人没什么问题，但她丈夫是省歌舞团团长，被歌舞团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揪出来，打成“走资派”，人们背后把李淑秀称为“走资派的老婆”。寒星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搞株连，所以也吸收她参加。还有就是资料室的钟淑华，寒星说，她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仅仅是因为她没有申请入党，身体有些残疾，实际上她对运动也十分关心，为什么不调动她的积极性？再有就是你和张素萱，你们两个都年轻，既然批判了谭力夫的血统论，你们没必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起来干革命，名正言顺。 

 

看来，寒星不仅有勇气有见识，而且也有一定组织能力，所以，我表示愿意参加他组建的“117战斗队”。

 

“117战斗队”在寒星的努力下，很快建立起来。战斗队里一共七八个人，平日十分节俭的寒星自己掏钱制作了红袖套，上面印着“117战斗队”几个金黄的大字，我们参加战斗队的每个人胳臂上，都戴一个鲜红耀眼的红袖套。当我们戴着红袖套耀武扬威地走到大街上，或者是出出进进省文化局大楼时，感觉自己也成了贵州省文化局机关造反派一员。不知别人的感受如何，我和这张素萱都感到很兴奋，大概有点像阿Q当年闹革命时那种喜悦和激动。因为像我这样出身成分不太好的人，以往在学校总是因为出身成分而低人一等，现在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造反派，内心深处不免有点农奴翻身扬眉吐气的感觉。

 

4  战斗队里互相洗脑

我们省文化局的干部组成战斗队以后，任务和那些红卫兵不同，我们是按中央文革指示精神，首先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论述，学习林副统帅的讲话，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纸社论，美其名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开展对走资派的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看来，战斗队里这种学习，无非是自觉地进行互相洗脑，用毛泽东那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歪理邪说，来取代头脑中的正常思维和一般常识。

 

举例来说，我们“117战斗队”成立以后，在寒星带领下，首先学的是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1966年8月5日针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大字报有感而发，可以说是在“516通知”发出以后，毛以统帅的名义，进一步吹响了向以刘邓为首的所谓“走资派”发动全面进攻的号角。全文内容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统帅这篇大字报，现在看来，自然是一份真正颠倒是非的奇文。不过在当时来说，人们无不认为这是给红卫兵和造反派指明文革斗争大方向的圣旨。因为运动初期批“三家村”也好，批京剧《海瑞罢官》也好，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批斗彭陆罗杨所谓“黑帮分子”也好，打砸抓也好，广大老百姓还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通过毛的这张大字报，大家心中才清楚，原来这次运动的目标就是刘邓司令部。

 

不过，大家弄不明白的是，党中央怎么会有两个司令部？当时在闭关锁国生活的中国人，一般对中共上层统治集团的内幕一无所知。大家只知道中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怎么会有个刘邓司令部？看了毛亲笔写出来的“炮打司令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比较关心政治的诗人寒星说，毛主席从59年退居二线，党中央主要是由刘邓主持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50多天里，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全国各单位，镇压了群众。所以，毛主席忍无可忍，才决定对刘邓司令部开炮！

 

那么，已经揪出来的彭陆罗杨自然是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因为从红卫兵办的小报上大家已经知道，彭真是“大党阀”，他在北京市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是中宣部长，他领导的中宣部是“阎王殿”；罗瑞卿是部队总参谋长，他的罪状是反对林副统帅；杨尚昆给毛主席的专列安装窃听器……这就说明，林彪讲得搞政变，就是刘邓一伙要夺毛主席的权，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学习毛的大字报，大家把文革运动初期发展的脉络终于理清。

 

然而，毛主席这张大字报讲， “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又是何所指？张素萱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虽然文化局的干部经常学习中央和省委文件，对62年七千人大会和64年的四清运动，都有所了解。但对于张素萱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感到有些困惑。事实上，59年到61年的困难时期（又称大饥荒），城市人吃不饱肚子，农村饿死人，凡经历过这段日子的人，都记得十分清楚，经过62年七千人大会，刘邓纠正了58年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政策错误，中国的形势才有所好转，这也是当时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毛主席反倒说1962年右倾？又说1964年有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

在战斗队里，大家反复议论，主管印刷厂的老陈试探性问，62年的右倾是不是指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大家说，可能是。

 

张素萱听了以后，一脸茫然，她又问啥子叫“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大家告诉她，“三自”就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张素萱是在剧团长大，听了还是弄不懂——为啥子自留地、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大家觉得张素萱对中国社会政治情况的确不够了解，连基本概念和基本常识都弄不清楚。不过，既然是小组学习，还是有人耐心地告诉她，社会主义讲一大二公，自留地可以使农民滋长自私自利心理，自由市场可以使少数人发财，包产到户是变相的私有制等等。可是张素萱又提出啥子叫“四大自由”？这下子大家一时有点蒙。于是，大家像猜谜语一样，总猜不完全，找不到正确答案，直到第二天老革命老邵，他回家以后去问一个在省政府工作的老战友，才终于弄清楚，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

 

总之，当时由于毛泽东被林彪吹捧为五百年才出现的天才，是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新顶峰，因此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以，大家都怀着无比的虔诚，努力去理解毛的话，假如理解不了，假如觉得毛的话违背事实，大家也不敢怀疑。

现在想来，在战斗队里的学习，无非是互相洗脑。通过学习，大家把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成了真理，当成了金科玉律，当成了圣旨。凡是过来人都知道，50年代在毛泽东的瞎指挥下，导致了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农民被饿死，他退居二线以后，在刘邓制定的一系列挽救危局的措施下，包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出台，中国人民才从大饥荒的困境中慢慢走出来。实践证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走的是一条贫穷之路，饥饿之路和死亡之路，而刘邓则带领中国人民走摆脱贫穷和饥饿，摆脱死亡的正确之路。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罪人成英雄；功臣变罪人。天理何在？因此，回想当时我们对毛统帅的崇拜和信任，对刘邓的仇视和批判，既显得幼稚可笑，又显得十分可悲！

 

（待续）